我家门口发现一颗炸弹

发布时间

August 24, 2022

类别

随笔

失去的艺术
三个月定律
持久的源泉
写在最后

周四早晨，我正在家办公，忽然门外多辆警车开过，警笛声响个不停。疫情以来，开始听到警笛声还有些心惊肉跳，渐渐也变得习以为常。我感到有些蹊跷，但也没有多想。下班后我拿上书，准备去湖边坐会再去赴朋友的约。走出院子才发现，马路上空空荡荡，寥寥几个路人，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也没有。路边停着多辆警车，大帮警察在居民楼里进进出出。我心里一沉，预感有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，脑海里过了一遍各种可能性，帮派冲突、恐怖分子、甚至是战争。我和另外一位遛狗的女孩被一位警察拦下，她向我们解释，我们不能在这个区域呆下去。我这才了解到，我家门口这一片发现了一枚500公斤重、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。

听到这个解释，我下巴差点没掉下来。炸弹这个词，从来没在我的日常词汇库里出现过，大脑瞬间超载，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路径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。方圆几公里内多达12000户居民都要被驱散，排弹过程具体耗时多久也无法判断。我匆匆往家赶，遇到正在下楼的邻居，我们无奈地相视一笑，她背着一个大登山包，说准备去朋友家借住一晚，我这才感到有必要做好在别处过夜的准备。

回到家我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。由于第二天我就开始休假，原计划是早起练瑜伽，之后阅读和写作，所以我带上了电脑、日记本、电子阅读器、一本刚收到的关于儿童神经发育的书、保存了我过去五年所有照片的硬盘、运动服和瑜伽垫。准备出门的一瞬间犹豫了一下，又回头把几百欧现金揣在兜里。边往男友家走，边给朋友们留言，“猜猜发生什么事了？谷歌请搜以下关键词：Friedrichshain，二战炸弹。就在我家附近，晚上可能要晚一点赴约”。几条信息发完之后，脑海里涌现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如果房子没了，我是不是还得继续还贷款？

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题为《我住在广州最大烂尾楼里23年》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八十多岁的知识分子马敏庄，退休后独自居住在广州规模最大的烂尾楼盘里。维权几十年间，老人依然要按时支付贷款。每年的维权活动，她也都会参与，郑重地在请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因为经常有小偷光临，老人给大门上了有铁芯的锁，很难想象她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。而那篇文章里让我深受震动的是，她照常种花种菜，散步读书，老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“这与我想象中的退休生活，差不了太多”。这样云淡风轻的态度，如果是我，应该是做不到的吧。

失去的艺术

母亲刚从大学讲台上退下来时常抱怨，年轻时压力大亏了身体，退休后状态大不如前。最近她却兴致不错，又开始唱起了她最爱的京剧，不时打打乒乓球锻炼视力。要说她这番转变，也许和我跟她一起反复“练习失去”有关。我能看出她对于机能衰退这件事格外伤感，于是和她分享了斯多葛学派对于失去的理解：人们对于失去感到痛苦，是因为他们将失去之物看作是自己的附属。我们的爱人、父母、孩子、财产，都被定义为“属于我的”。而斯多葛学派则认为，人生来无一物，死亡时也不能带走什么。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物体，甚至当父母和孩子离我们而去时，也可以认作将自然之物归还给自然。这样的观念对于因意外不幸失去至亲至爱的人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。

我们的身体在12岁时达到健康的鼎盛状态，那会儿我们百毒不侵，免疫力无比强大，之后状态缓慢下滑，直到生命的终点，一切归零，这是一个自然衰落的过程。生命力的回落，确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。“生老病死”，在生死之间还有“老”和“病”的缓冲，让死亡不至于来得那么突然。

但我却不曾料想，自己对失去这件事也一样防备不足。从这次炸弹事件就可以看出，我还没有做好失去的准备。在异国他乡，凭借一己之力安家落户，这是我引以为豪的成长里程碑，它让我相信，我可以做到。我还记得在波茨坦广场顶楼那个落地窗的会议室里，我、我的朋友、卖家、中介、公证律师一起走完买房过户的程序后，我和朋友紧紧抱在一起尖叫，公证律师像看着两个孩子一样看着我们微笑。我的卖家走过来对我说：“恭喜你，以后你会越来越习惯”。入住新家，我一个人操持着装修事宜，量好所有空间的长宽高，在宜家的kitchen planner上一点点规划出符合尺寸的设计，在my hammer上找工人安装，又一点点收拾成自己喜爱的模样。在这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，我工作、创作、阅读、画画，把符合我审美的元素挂在墙上，搬入一个又一个“家庭成员”：一盆盆绿植。家，这个隐秘而温柔的空间，在我疲累时将我包裹，助我恢复元气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物品。记得搬来柏林前，我把呆在上海八年积攒的物品都清理干净，所有的家当只剩下两个28寸的行李箱，就这样只身一人来到柏林。我思念那样的体验，身体和头脑像羽毛般轻盈，仿佛我可以随时启程去任何地方，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。尽管有意识地克制消费欲望，但东西总是越来越多。想起单口喜剧演员George Carlins讲的笑话（About “Stuff”）：“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你拥有的那些‘东西’找一个存放的地方，你拥有的‘东西’越来越多，你便需要更大的空间去安放这些‘东西’；你带了一些‘东西’去另一个地方生活，于是你的‘东西’开始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；你想找某件‘东西’，却猛然想起不小心把它丢在了另一处，于是你不得不再次购买一件一模一样的‘东西’，最后你在不知不觉间就有了两倍的‘东西’。”大笑之余我不禁自嘲，稍不留神，我也不能免俗地掉入了“东西”的陷阱。

三个月定律

在听德国房地产大亨Alex Fischer的播客时，他提到：“无论你的房子有多大，你最初拥有它的喜悦感最多持续三个月。三个月以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的开始：白墙不小心被蹭出一块污迹，灰尘死角多到打扫不完，暖气修缮费用贵到肉疼。三个月后，你又需要寻找下一个多巴胺的刺激点”。

三个月的魔咒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印证。小到置入新衣，大到升职加薪，高涨的情绪总是飞快地回归基线，喜悦的阈值却在不断被抬高。还记得在德国找到第一份工作时，走在路上，脚下生风，恨不得跟每个陌生人拥抱贴面，“我可以留在柏林生活啦”。再到后来永居卡邮寄到家时，激动了三天就回归平静了。人类有这样一种倾向，回到喜悦的基线水平。如果我们执着于外在动机，只会徘徊在一个又一个的“三月轮回”中。

持久的源泉

澳大利亚作家Bronnie Ware是《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（临死前最后悔的五件事）》的作者，她记录了在做临终关怀陪护的过程中，了解到的各种人生遗憾。她说太多人在临死前最后悔的事，即是一辈子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过想要的生活。这些人可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，商人、医生、律师等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，但他们临死前充满遗憾的心愿，与他们的头衔和职位毫不相关，仅关乎心底最隐秘的愿望，也许是成为一名画家，也许是去地球的另一边探险，也许是放弃和不爱的人相守在一起。无论这个心愿是什么，其他人都无法判断它的价值，只有自己才能充当评判其意义的法官。

在今年的某个时刻我已经决定，不断磨砺做选择的能力，直至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指向自我。去创造，且和创造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也许我们并不处在同一个时空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同一片磁场中共振。在创造中生发的绿芽，比钢筋水泥还要强韧，这一小撮绿托举起一砖一瓦，终将铸造属于我们的高楼大厦。